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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值夏天,正是手足口病高发的季节,副主任领我去看了看一号病房里的二床,单是今年夏天就因为手足口而四进宫的一个小女孩。小女孩的病情反复发作没有别的原因,只有一个字:脏。六七岁的她,脸,手,脚,一直都是一层灰。来了四次,没有换过衣服。她妈妈照看着她,也并不上心,每天抱着手机刷着各种低俗段子,孩子饿了也不管,孩子渴了也不问。小女孩就蜷在床上,眼睛里充满恐惧,生怕自己哪里一点不对就招致妈妈的责骂甚至殴打。也许你会觉得得是多么残忍的父母才能这样对孩子。但是在这里,这并不是个例,而是常态。尽管中国这二十年来历经了沧桑巨变,尽管如今的大部分人已经不再是当初走不出大山的穷人。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于生养孩子的态度依旧是没有太大改变,他们依旧用养畜生的方式来养孩子:只要饿不死,磕磕绊绊留点疤无所谓,脏兮兮的无所谓,有没有礼貌无所谓。孩子对他们来说,不是生命里的责任,而更像是私人物品,承担着他们传宗接代的任务,担负着为他们长脸的责任。他们可以肆意的在孩子身上发泄着自己对生活,对社会的不满,将自己因为无能而遭受的委屈全部发泄在需要他们保护的孩子身上。而孩子屈于他们父母的威严,又因为需要依靠他们。只能将受到的伤害内化为内心最柔软处的伤痕,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这是他们无法言说的伤痛,又在他们成为父母之后,将这种悲剧重演。人类薪火相传的,不止是流淌在血液里的命脉,还有这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观念。二病房里有个很特殊的家属,高挑的个子,精致的打扮,举手投足间都透着读书人的气质。但是谁都不会想到,她已经是四个孩子的妈妈了。之所以生四个孩子,原因很简单又很心酸:她的这四个孩子都是女儿。这预示着,即使如今她已经近四十岁了,仍免不了要继续生下去,直到为她的婆家“留个后”。她很喜欢和主任聊天,每天都趁着主任查房的时间和主任好好寒暄一番。但是话题永远离不了苦命的她和那四个苦命的女儿。“俺们娘五个,真是苦瓜藤上结苦瓜,苦到家了。”是她的经典口头禅,每次主任进去查房,门口的护士都会拉住我,让我等着听她的这句话。等她说完这句话之后,护士们总是会偷偷的笑起来。她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个祥林嫂,倾诉着自己的心酸,却不知道这世间并无感同身受,更多的人将她看当做笑谈。有一天,“祥林嫂”说完她的口头禅以后,护士们一如往常的笑了起来,赶巧主任出来的早,听到了护士们的窃笑,平淡的说:“现在抓紧求求神拜拜佛保佑过两年你们头胎就是儿子吧,不然你们跟她也差不多。”悲哀的是,即使在今天,我们如此推崇“男女平等”。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生个“带把的”依旧是一件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你可曾去过产房门口,看过焦急的等着孩子出生的家属。如果护士告诉某户人家是个男孩,家属们基本都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打电话报喜,等着全家的“功臣”从产房出来。而如果护士说是个女孩,家属们都会有一些失落,然后某个说话比较有分量的家属宽慰大家几句,所有人才换了一副笑脸。本以为时代的进步已经将糟粕抛在身后,却没想到糟粕依旧潜在思想中,尤其是这一片并不富裕的土地上,儿子,依旧是生命中最可贵的财富。三在医院里,感染科是一个有着太多特殊性的科室。在这家医院里,内科楼,外科楼,儿科楼高耸在院内,楼里楼外人来人往。而在远离医院喧嚣的一角,一排低矮的平房,独自承担着感染科的奔忙。感染科里藏着太多的谎言与谎言被撞破后的难堪。这里缺少着普通病房里的关怀与期望,更多的是抛弃,崩溃和自我放逐。乙肝,中国感染人数最多的传染病。每年有几亿人,因为乙肝而被剥夺了生而为人的尊严,他们承受着来自婚姻,职场,生活的歧视。他们隐藏着自己,以期活下去,却又被一个个的检查,撕下尊严活成异类。6床的病人,是一个25岁的小伙子,在婚检中查出了乙肝。在他生活的村庄,人们依旧还不能分清乙肝、梅毒、艾滋,于是笼统的认为,这都是因为风流染上的病。于是在乡亲们的口中,他成了不检点的人,那些关于他在外寻欢作乐的故事,肆意的在他的村庄里流传。如果没有查出来乙肝,他此刻应该踏入婚姻的殿堂,和那个姑娘开始自己的另一段人生。但是现在,他只能待在满眼白色的房间里,一个人活着。没有人来陪护,即使是他的父母,也无力接受他的疾病。只有他的姐姐来看了他一次,告诉他“乙肝”两个字如何改变了他的生活。多年以来在村子里没有与人吵闹过,甚至都没有红过脸的母亲。拿起锄头,刨向了嘲讽儿子品行不好才染上“坏病”的长舌妇。长舌妇们讥笑着走开,性格温润的母亲第一次坐在地上,流着眼泪蹬着腿破口大骂。未婚妻的父母把她紧锁在家里,生怕女儿再被这个风流的男人迷了心窍。女儿每日嘶吼着要去找自己的丈夫,那是自己的丈夫啊。可相比让女儿失去爱情,他们更怕女儿失去了做人的资格。他们主动的退还了所有的彩礼,生怕小伙子的父母赖住他们的女儿。毕竟在流言传播迅速的乡村,小伙子已经被剥夺了正常人娶妻生子的资格,而她的未婚妻,是他唯一还可以拖住的女人。小伙子终日沉默,只有我过去询问病史的时候,他的情绪才有些波澜。他说给母亲拿药还差点钱,自己就去工地后边的黑血站卖了点血,然后就得了乙肝。小伙子的情绪有些激动,不停的懊悔着当初所做的事。二百块钱,毁了他的人生。我竟不能想到,在今天,许三观还活在人间。只是他再也没有机会,炒一盘猪肝,要二两黄酒。四这是我第一次见有人在我面前死去,曾经在电视上,在书里看到过很多次死亡,但是真正的亲眼见过,才能明白死亡从来都不是那么轻描淡写。那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心跳血压一直居高不下,医生建议是留院观察,而子女们态度很强硬:能治就治,不能治我们就回家,别想把我们拴在这里坑钱。从主治医生到科主任,轮番劝了好多遍,家属就一句话:你们这群挣人命钱的,为了挣钱良心都没有了。无奈之下,让家属签了自愿出院协议,然后那个羸弱的老人被拉出了医院。医生们无暇评论什么,就又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还没到中午,老人出院还不到一个小时的时候。那群家属火急火燎的跑进了医生办公室,让赶紧去看看,老人可能不行了。正在写病历的医生跟着跑到住院楼下,发现老人已经是生命垂危。抓紧联系了科室其他人准备好急救,一场生死救援就这样上演了。电视剧里总喜欢一个大团圆结局,但是现实生活的编剧没有那么慈悲。各种急救措施都上了,忙活了一个多小时,老人还是走了。我站在旁边帮不上忙,只能看着,我看到老人眼里的绝望和希望,那是一种让人不不能直视的眼神,他向你求救,你却救不了他。我曾经以为医生是“大医精诚悬壶济世”,我曾经以为做好事的人自有天庇佑。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医生只是凡人,用经验和死神抢人,有时候会赢,有时候会输。无论是什么结果,你都要接受。医生向家属宣告病人死亡,家属却是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一位长者平静的说了一句:“七十多岁的人了,够本了。”然后将遗体运回家,开始那一套传统的丧事。医生告诉我,老人去世的时候,局面会好一些,因为家属心里都有准备了,毕竟那么大年纪了,死是一件近在眼前的事。但是如果去世的是一个青壮年或者孩子,每个医生都会紧张,因为家属心里没有这样的准备,就会把突如其来的悲伤倾泻在医生身上,所以每当年轻人去世,一般都是历经风雨的科主任去出面处理。老人的死亡带来了科室的宁静,一天里没有人露出笑脸。但是第二天,当老人变成诊疗记录上的一个名字,在一排“出院”中被印上“死亡”。就再也没有人提起他。患者源源不断的来,没有人会停留在一座坟墓前不再前行。医院像是一个渡口,每天的人来了又走。医生像是一群摆渡人,把人从死岸渡到生岸,又从生岸渡到死岸,或者是停在冥河中间,生死边缘。五2010年的五一前几天,父亲正开着车,突然觉得手麻。他平时过得很糙,遗传性的高血压也并不在意。但是这次,他觉得有些不对,于是趁着五一假期请了几天假,回到家乡做了个检查。在大城市打工的人,很少会在打工的城市检查或者治病,一方面是因为大城市的医疗消费太高,另一方面是因为住宿,吃饭这些额外的花销也让他们心疼。父亲回到家里,检查显示血管因为阻塞稍微有点狭窄,医生让打针冲血管。当时我还在住校,并不知道这些事,后来听母亲提起,父亲打针打到第三天的的时候,左半边身子麻的越来越厉害,第五天,直接就嘴歪眼斜流口水。他们赶紧把父亲送到了市人民医院,诊断显示脑血栓。我放假后在医院里见到父亲时,他已经不能走动,下床就要坐轮椅。他看见我,笑着流出了眼泪,又赶紧用还能动的右手擦了擦眼泪。同屋的病人家属说:“两三个星期了,都是见你笑,这是头一回见你哭。”父亲公司的领导来探望,给了一些慰问金之后,又带来了一个消息:“我们在上海最好的脑科医院给你们搞到了一个床位,但是他是请假期间得的病,不能算工伤。如果你们要去治疗,费用需要自付。”病房外边,母亲、大姑夫、小姑父、二爷爷、堂叔沉默的坐在一起,二爷爷作为长辈先说了话:“别治了,这样治好了也不能干活了,不跟把钱留着给你们娘几个过日子。”“咱有这个机会,咱就得治啊,钱能和人比吗?”大姑夫反驳道。中午去吃饭的当,母亲把大姑父、小姑父喊到一边,“我也想了,要是孩子他爸就这样瘫在床上了,就算是守着那些钱又有啥用。”“现在咱有这个机会,咱就得治,我不能让孩子长大了说是我贪钱不给他爸治病。”小姑父说:“嫂子,咱就赌一把,赌赢了咱高兴,赌输了咱也不后悔。”对于长年生活在农村,没有什么文化的父辈来说:脑子上的病是治不好的,开颅是要死人的。他们用了此生最大的勇气,为父亲博一个健康。父亲在上海长海医院进行了开颅手术。切开头皮,在颅骨上打眼,在堵塞的血管旁边重新建立新的通路。这是我们不能想象的东西。他回来时,头上的刀疤依旧清晰可见,恐怖又充满希望。父亲的手术效果很好,在我们眼里本应该下半辈子就躺在床上的父亲,除了腿脚有些异样,动作有些缓慢,其他的和常人没什么区别。日子一天天的过去,父亲也一天天的好转。2012年的春节前,到了父亲去复查的日子。我和父亲母亲,坐着客车,颠簸了十几个小时,来到了很久没有踏足的上海。长海医院依旧是门庭若市,各地的异乡人在这里嘈杂着,拥挤着,为了疾病奔波。父亲在住院后三天才被安排着做检查,于是父亲央求着母亲带他去以前的单位逛一逛,母亲虽然担心出事,但最后还是应允了。父亲的单位在奉贤区,在一个很偏僻的镇子里。我们陪着父亲在厂区里逛了很久,听着父亲回忆他曾经在这里的生活。父亲不常悲伤,那一天却是一直红着眼圈。到了中午,我们在餐厅里碰上了父亲的几位同事,他们围坐在父亲身边,和父亲聊着这两年的变迁。有同事回家去当包工头了,有同事正开着车腰间盘突出疼痛难忍撞在了路边。他们的生活里,依旧是辛酸和危险不停。但是每个人都是叹惋之后继续奔波在孤单的长途上。他们的家庭还需要他们的供养,他们的妻儿还在等他们归乡。父亲临走的时候,在单位门口拍了张照,因为手机的更换,那张照片没有保存下来,这也成了一件憾事,毕竟那是父亲和他的过去最好的告别。父亲去复查的主要项目是做一个血管造影,医生要在父亲的股动脉下一根很粗的针,需要亲属去签字。在我和母亲去护士站签字的路上,母亲第一次向我还原着两年前父亲去做手术时候的场景。母亲说做手术的前一晚上她都没有睡觉,她不知道自己做的这个决定对不对,失败了又该谁来承担责任。她一直问父亲,你害怕吗?你害怕咱们就不做了。父亲没有害怕,仍然是是笑嘻嘻的告诉母亲自己要做这个手术。时隔两年,母亲说她依旧忘不了当时的恐惧,当时她的手抖得连笔都拿不住,最后没办法,只能是按手印。母亲领我到护士台,让我签了字,护士问:“这个是你儿子呀?”“嗯,上回他爸来治病他没跟来,这回让他来看看。”“你妈带你爸看病的时候可不容易,以后可得好好孝顺你爸妈。”回病房的路上,母亲说:“一年半之前,我就是在那里按手印让你爸去做的手术。”“给你爸治病把咱家这些年的积蓄差不多都花没了,你不怪我吧。”“不怪你。”如今父亲得病已经过去九年,日子过得没有什么波澜。父亲在小区门口开了个修车摊,挣点菜钱。没人的时候,他就坐在躺椅上眯着眼。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许是回首往事,也许是想想中午吃什么。人生有时候其实就是个轮回,父亲的病,改变了我的十年,如今我又站在穿着白大褂站在医院里边。曾为患,今为医。父子命脉,传接相承。希望做这样一位医生知病患疾苦慰病患心安虽不能感同身受却也不做敷衍患者对疾病的疑惑可以尽心解答不因自己学术的局限而推脱也许现在的医疗技术治不好大部分的病症但是患者求医时我们并不仅仅是身体的治疗者更是精神的慰藉者我们不能保证治愈但以一颗仁心行医是医者最大的本分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行医之路道阻且艰虽万险千难亦一往无前给母校打个广告泰多来不及医然很爱你跬步千里格物至善岐黄问世济世泰医————————————明月山间忘川河岸点个关注也算是缘
作为一名医生有哪些感触很深的经历_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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